各地其它旧城改造也有很多类似的成功案例，究其共同特点，就是基于原来的产权单位，通过微增容、微改造、微调整实现城市的渐进式改造。
中国以一个大国负责任的态度，在抗击疫情方面支援世界各个国家，同时，我国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冲疫情的冲击所带来的公共风险。我们把财政风险作为一种工具、一种手段对冲公共风险时是有条件的，它是有限度的。
中国疫情的稳定实际上对世界经济、对全球疫情都有重要的积极作用。总体来说，我们理解当前疫情条件下的财政政策，概括起来是三个政策：对冲疫情冲击的政策、买单的政策和救助的政策。当前的风险要放到全球来看，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左右的。买单方式包括直接花钱、减税、缓缴等。有公共风险时，我们需要用财政政策手段抗击风险，但是抗击风险时，又给自身带来风险，有可能导致财政不可持续。
另一头为经济、复工复产提供支持、救助政策。从风险角度来讲，财政是社会公共风险最终的承担者。无论是金融还是教育，香港必须有服务对象，那就是大湾区。
领导力来自具有一个使命性的执政主体。深圳的产业升级和危机不可分，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至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都促成了深圳的产业升级。深圳的发展和这一信条格格不入，甚至相反。这就有效避免了西方社会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情况，政府不会因为一些利益的反对而不去追求社会的整体利益。
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城市层面，一个最难处理的关系便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。也有些地方，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。
再者，如果从世界范围内的比较而言，人们能够更为清楚地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强势崛起的。香港必须随着大湾区城市的进步而进步。作为特区，深圳是市场经济的先行者，但深圳并没有走向西方那种新自由主义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，而是找到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。但人为的认同政治硬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。
在西方，人们周期性（每隔几年）地投完票之后，政治参与就结束了，政治人物要么不能兑现选举时的承诺，要么置民意于不顾。历史地看，发展并不等于稳定，大规模的不稳定往往出现在一个社会的高速发展过程之中，或者在获得相当的发展之后。所以，即使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·斯密也主张国家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能。在过去的40年里，中央政府充分授予深圳方方面面的权力，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实际政策操作层面。
在缺失这样一个治理主体的情况下，香港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金融中心的作用，也使得上述深圳所能实现的诸多平衡变得不可能。人们可以说，深圳1980年代以来的成功是因为深圳遇上了哈佛大学丹尼．罗德里克教授所说的超级全球化（hyper-globalization）的机会。
作为制造业中心，即使就全球而言，深圳的产业完整性和产业链的齐全性是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。深圳的社会稳定来自对社会公平的追求、来自深圳居民的真实获得感、来自社会机会的开放性。
而深圳则获得了两个可持续性，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稳定。发展便是责任 责任驱使执政主体不停步 那么，深圳的成功背后体现出哪些其他城市可以借鉴的要素呢？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。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平衡、亲商与亲民之间的平衡等等。经验地看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一个城市发展的故事总有其自身的逻辑。香港的挑战是政治上的。在这一波超级全球化下，有几个城市像深圳那样崛起了呢？成功的城市屈指可数，像新加坡和首尔。
实际上，深圳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再次创造了东亚奇迹。在社会层面，认同政治导致社会价值观的高度分化。
深圳处理好了几个重要的关系 深圳的领导力离不开有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水平分工的时候，你和别人既有互补、有合作，也更有竞争，国际关系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国际环境会更加复杂一些。
我们讲内循环、双循环，绝不是要关起门来搞自己的，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的趋势，更多地和国际社会联系，更多地利用外部的资源，更多地和全球形成一个统一的产业链和经济体。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继续在推进，全球创新链在不断地发展，其实是更加密集地在发展。
第二，关注老龄社会的到来。很多创新是靠数字技术的。在平台上一起练，一起上传，还可以比赛，社区之间、城市之间，包括国际之间，既是端对端，又可以形成一个社区，在平台上相互比赛，这也是要靠数字经济。二是，通过外循环，能够让我们国内产业已经形成的国际市场能力发挥出来。
我举一个例子，现在家居的适老化改造，适应老年人生活的改造，这个量非常大。因为国内的供给侧改革，重要的还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能够使我们效率更高、质量更好。
把这三者能结合起来的，是要靠数字技术。能够迅速地适应市场的需求，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。
这个发展是持续的，我们的创新在那些卡脖子关键技术上，一定要做好，不能被别人掐住;同时我们要看到全球创新链发展的格局，在我们创新布局上也要尽可能地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，全球创新资源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服务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通过国际贸易弥补我们国内生产要素方面的一些短项，来让我们的经济要素更匹配，效率更高。
而且对任何小额的个人有一点贷款、小企业有一点贷款，它都可以做，数字技术将来也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方式。这也是一个个性化定制、小批量灵活生产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。这个量是很巨大的，这也是让相当一批人进入城市、进入现代生活之中，让他们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，让他们能够接受更好的社会保障，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。所以要通过外循环，为国内庞大的产业基础提供更多的顺畅运转的基础。
因为用的是闲置设备，速度非常快，成本非常低，大概比一个固定工厂生产成本低一半，而且效率非常高。我们慢慢地既出口那些原来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，也不断地在向高端出口一些技术密集、资金密集的产品，垂直分工变成了水平分工。
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，现在一些最重要的新产品，比如特斯拉，这个汽车的国际合作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汽车要多，它利用的各个国家的零部件来组合这个汽车，它的分工程度比很多传统的车要多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像连锁的早餐店，一进去以后，您已经不需要拿上餐去排队交款，每一个餐的外包装上都有一个二维码，把餐拿上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扫码付款就可以了。
跟跑的时候相对是比较简单的，你知道这个技术用在哪，你知道它的配套产业是什么，你知道市场的需求在哪里，它的使用前景是很明确的，你只要跟上去，缩短差距，就把事情做好了。4、数字经济，将如何影响中国制造? 江小涓：我们现在有一些互联网平台，它就是一个云工厂，它自己没有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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